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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细节︱族诛的中国古史

西晋时,此刑又有所改变。惠帝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解结被人诬告,当夷三族,其女恰好次日出嫁。夫家欲援引“嫁女不坐”的法律救她一命,让她提前一天过门。但解女因家事伤心欲绝,说“家既若此,我何活为!”决定与家人同赴刑场,这引起舆论一片同情。于是朝廷又一次修改法令,规定女子无论嫁否,株连一律不再处死,只是没为奴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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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刑法志》称:“及杨玄感反,帝株之,罪及九族。”《唐六典》对此亦有记载:炀帝“末年严刻,生杀任情,不复依例。杨玄感反,株九族,复行裂首,磔而射之。”“生杀任情,不复依例”!寥寥八字,杨广的残酷以及皇权的广无边界,被勾画的淋漓至尽。九族者,一说认为上至高祖,下至玄孙。而按王应麟《小学绀珠》的说法,则指“九族者,外祖父、外祖母、从母子、妻父、妻母、姑之子、姐妹之子、女之子、己之同族也。”总之,一切亲属尽在株杀之列。至杨广始,“株连九族”正式进入汉语词汇。

此后,朱元璋又兴蓝玉党大狱。蓝玉为朱元璋爱将,骁勇善战,立下无数战功,被封为凉国公。但后来骄奢淫逸,横行无道。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蓝玉被告谋反,连坐被族诛达一万五千多人。

“人类社会目前没有任何一个行业能够100%脱离数学。”发言中提到。

东晋初年,“夷三族”曾被废止。其实在此前,对于士族高门来说,也大多未实行三族之法。更为典型的例子是明帝时大将军王敦谋反,事平后,其家族成员也并未牵连。在笔者看来,究其实质,主要是因为东晋特殊的政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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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袁立在微博晒出旧照“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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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统治者吸收隋亡教训,极大的限制了族株的范围。《唐律》规定,仅“谋反”“大逆”两罪适用族株。其株杀范围为“父子年十六以上一同处死,其它亲属均免死刑”。罪人谋逆,兄弟也不再被株。

秦亡以后,西汉统治者曾采取一系列减轻刑罚的措施,但仍然保留族诛之刑。据《汉书•刑法志》所讲:汉兴之初,虽有约法三章,法网疏漏,但仍保留夷三族之法。被判处“夷三族”之人,首先要“具五刑”,也即要混合使用肉刑、耻辱刑、死刑等多种刑罚。具体而言,罪人额上先被刻字染墨,割掉鼻子,斩掉左右脚趾,杖毙罪人,悬头示众,并将身体当众剁成肉酱。如果罪人胆敢诅咒辱骂,那么行刑之前还要被割舌,该刑罚之残酷,令人发指,而大兴株杀功臣风气之先的刘邦就是将彭越、韩信以此刑论株的。

高中班主任万太姣一直关注着这对特殊的兄弟,在她看来,两人都比较乐观向上,在学习上也都非常努力,“他们的成绩属于中间水平,弟弟稍微好于哥哥。但哥哥因为用脚趾写字,在考试的时候会比较吃亏。”万太姣说,如果吴建早高考时能发挥正常,也是可以考上二本。

8月19日,雅加达亚运会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在朋加诺体育中心游泳中心举行,中国选手孙杨拿下本项目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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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经营民宿不仅要符合政府的法律、地方的条例,还要遵守大楼管理组合的规定。

族诛深受宗法伦理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强调家族伦理观念,于是统治者就试图用断子绝孙的手段来警告人们不得轻易触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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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学生积极参与

1943年10月11日,韩增丰率部进驻行唐县宋营村。10月12日拂晓前,日军将宋营村包围,战斗非常惨烈,韩增丰带领一支队伍猛冲猛打,制造声势,掩护其他队伍和一些政工干部、群众从另一个方向冲出包围,而他在返回村子救战友和群众时,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27岁。1944年春,晋察冀军区和第4军分区在平山洪子店镇召开万人追悼大会,正式宣布韩增丰晋级上校军衔,追认战斗英雄称号。晋察冀军区4分区为韩增丰题写碑文,军分区首长为他撰写挽联:“磁河边洒热血,寒林啼鹃数行泪;湾子里哭英魂,长空归雁几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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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实际层面上,法律的规定却被屡屡突破,武则天时期著名的酷吏来俊臣被诛杀时,“国人无少长皆怨之,竟剐其肉,期须尽矣”,尸骨被践踏如泥。则天皇帝又下诏曰:“宜加赤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赤族之诛,就是满门抄斩,一个不留。古时多数代同堂,兄弟同居,赤族之诛显然不止来俊臣父子受死。又据《新唐书•酷吏传》记载“杨慎矜兄弟皆赐死,株连数十族。”杨慎矜、杨慎余、杨慎名兄弟皆为隋帝杨广的嫡系玄孙,也不知道这种族诛是否与杨广有关。

隋朝定《开皇律》时,也只规定“大逆谋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斩,家口没官。”显然,在法典的正式规定中,“夷三族”的范围已明显缩小,当罪人谋逆,仅父亲、儿子、兄弟被株杀。但是,封建帝王“口含天宪,朕即法律”,并不受法律的约束。隋炀帝杨广就发明了“株连九族”之刑——

战国时期,族株开始走向制度化,其中尤以秦国商鞅变法为代表。商鞅为法家代表,崇尚“以刑去刑”的重刑主义立场,将株连制度法典化。《前汉书》谓:“秦用商鞅,造参夷之誅”。所謂“参夷”,也就是株三族。不过,让人感谓的是,商鞅后来亦遭极刑。秦孝公突然去世,即位的秦惠文王以意欲谋反为名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至边境,因没有公函证明,被客店拒之门外。店家告诉他,这是“商鞅之法”。商鞅逃往魏国,被魏国拒绝入境。此前,商鞅曾攻打魏国。商鞅想回封地抵抗,但军队直接归中央指挥,自己无权调动,而这也是“商鞅之法”。最后,商鞅被处以车裂之刑,全家遭到族灭。可谓作茧自缚,自作自受。

十年之后,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又以胡党为题大开杀戒。太师韩国公李善长被赐死,时年已七十六岁,家属七十余人被杀。同时被杀者,又有陆仲亨等列侯多人。总计先后株连蔓延被杀者共三万余人。

时至明、清,族刑株连的范围又呈扩大之势,以明朝为甚。明太祖朱元璋毫不掩饰自己对重刑主义的偏好,他所授意制定的《大明律》加重对“谋反”“大逆”等罪的惩罚,罪人不仅本人凌迟处死,其祖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凡年十六以上一律处斩。这种规定,较之前朝,严苛太甚。

这就是《赵氏孤儿》——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之一——的历史出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赵氏满门被株,参与发兵绞杀赵家的晋国主政大臣栾书,死后其家人也遭同样厄运。史书上记载,栾氏随后亦被排挤,后来晋“尽杀栾氏之族党”,栾氏五世为卿,自此覆亡。

贞观十七年,刑部以这种规定太轻,要求恢复夷族之法。当时的给事中崔仁师驳斥说:“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奈何以亡秦之酷法变隆周中兴?且诛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顾,何爱兄弟?”唐太宗采纳了他的观点。

融资面临压力

具体来看,根据塔塔汽车公布的2018年第三财季(2018年10月至12月)财报显示,该公司当季营业收入7700亿卢比(约729亿元人民币),净亏损达2700亿卢比(约256亿元人民币),超过目前其市值61亿美元的一半。而“亏损大头”来源于捷豹路虎业绩:捷豹路虎该季度营收80.6亿美元,亏损40.6亿美元。

但这还不是最残酷的刑罚。及至方孝孺案,明成祖朱棣竟有“株十族”的“发明”。当时朱棣为了向天下正名,欲借方孝孺之名起草自己的继位诏书。但方孝孺拒不合作,在诏纸上大书“燕贼篡位”数字。朱棣威胁道:“汝独不顾九族乎?”方孝儒大喝:“便十族,奈我何!”盛怒之下,朱棣命卫士用大刀把方孝孺嘴唇割开,一直划裂到耳边。然后,将其九族亲眷外加门生数人,凑成十族,共八百七十三人,依次碎剐残杀于方孝孺面前。最后,方孝孺被凌迟,时年四十六岁。对于方孝孺案,《明史》谓:“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这意思是说,杀人就像拉瓜藤,瓜互相牵连,故称瓜蔓抄。

据悉,展会结束后,该车将直接交付德国汉堡车辆段使用。此外,中车株机还展示了符合欧洲铁路互联互通规范标准的四轴多流制电力机车。

因此,东晋初年,“夷三族”刑罚之所以闲置,并非统治者的宽大仁慈,而更多是因政治力量角逐的结果。当明帝站稳脚跟,借助实力强大的将军郗鉴牵制王氏家族,遂于太宁三年(公元325年)又“复三族刑”。当然,此时该刑仍不及妇人,这也算是对前朝律法的一种尊重,间接上缓解了族株之刑的残忍性。

专家:代购活动应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进行

此后,族株逐渐走向规范化,仅限于谋反、大逆等反对皇帝的罪名,女性株连只被罚没为奴的司法惯例也被后朝法典所吸收。南朝梁天监二年制定新律令就明确规定:“谋反、降叛、大逆已上皆斩。父子同产男,无少长皆弃市。母妻姐妹、及应从坐弃市者妻子女妾,同补奚官为奴婢。”北魏亦规定:“大逆不道腰斩,株其门籍,年十四已下腐刑,女子没县官。”根据法律规定,仅父子从坐弃市,女子仅被没为奴婢。

冬天走了,春天来了,残雪融化,春雨为大地奏响了春天的乐章。

法治中国,不在宏大的叙事,而在细节的雕琢。在“法治的细节”中,让我们超越结果而明晰法治的脉络。本专栏由法律法学界专业人士为您特供。

而文字狱的犯人无一不是谋反罪。号称盛世的康、雍、乾三朝兴文字大狱竟达七、八十起之多,挖空心思、捕风捉影,株连之广泛,处理之残酷,让人匪夷所思。曾任大学士,执掌翰林院的梁诗正甚至总结出了这样的经验:“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知识分子只能脱离现实、皓首穷经。龚自珍叙及此事,称之“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全为稻粱谋。”意思是说一谈到文章方面的事,我就赶紧走人,别惹祸上身,写书纯粹是为了混口饭吃。

针对驾驶员张师傅因违反禁令标志(禁止货车驶入)的行为,被处以罚款100元,记3分的处罚。

李小龙的粉丝并不仅限于亚洲,在俄罗斯也不乏追随者。2001年3月1日《参考消息》刊登题为《俄罗斯的功夫小子》的文章,提到年近12岁的“赫列布尼科夫,自幼习武,熟练掌握了中国的各种拳术、棍术、刀术。他10岁时在俄罗斯全国武术锦标赛上施展拳脚,击败众多年龄超过自己的对手,一举获得少年组冠军。而因为武艺高强,人们都称赫列布尼科夫为俄罗斯的‘李小龙’”。

一个28岁的青年人,职场已经充分适应,大部分已经或者准备步入婚姻,典型的身份是正在承受着婚姻压力。这时,他观看奥运会,也会为夺金高兴,但更可能关注的是运动员本身。他甚至会因此而喜欢一名没有获得金牌、但其生活成长能使自己感到共鸣的运动员。奥运会对他来说,意味着人生的选择和坚持的榜样。

除秦国外,其它诸侯国也不乏族刑之例。据《春秋》记载,当时有不少贵族在政治斗争失败后都被“灭族”。典型的如晋灵公时期的赵盾事件。文臣赵盾与武臣屠岸贾不和,屠岸贾遂设计陷害赵盾,在灵公面前指责赵盾谋反。赵盾因此被灭族,满门抄斩,其子赵朔当然也未能幸免。但赵朔之妻为晋灵公胞妹庄姬公主,因此并未遇害。赵朔被杀后,晋灵公把庄姬公主接进皇宫。当时,庄姬公主已然有孕,进宫后,生下一子取名赵武。庄姬公主恐婴儿也遭杀害,由门客程婴程婴扮作医生将婴儿装在药箱之内,偷偷带出宫去。十五年后,赵武方知自己是赵家后代,立志报仇雪恨。

清律在族刑上完全照搬明律,在具体执行上甚至更为宽滥。其中尤以大兴文字狱,滥用族刑,为史家所诟病。按清律,凡谋反者和共谋,主犯凌迟处死,三代内父、子、兄弟、及同居之叔伯兄弟及子中16岁以上男子全部斩首,不满16岁的男童阉割后罚为奴,母、妻、妾、姐、妹、不论长幼全部罚为奴。

因一人犯罪而牵连无辜他人,这种刑罚制度叫做株连。一般说来,株连又包括族株与连坐。所谓族诛,是指一人犯罪而夷灭其族,其中包括族灭,夷灭三族,夷灭九族等,它们都属于死罪的一种执行方式。所谓连坐,则是指一人犯罪而株连他人,株连者不限亲人,朋友、同族、邻里和上下级等等都可被株连。受株连的除受死刑处,还可包括肉刑、徒刑、笞杖刑等各种刑罚,因此连坐的含义比族诛更加广泛,但族株则更残忍。

唐太宗时,房强因弟弟房任谋反而将被处死,死刑判决建议到了太宗手上,他觉得情有不安,命令官员详议此事,“反逆有二:兴师动众一业,恶言犯法二也。轻重固异,而均谓之反,连坐皆死,岂定法耶?”房玄龄等议曰:“礼,孙为父尸,故祖有荫孙令,是祖孙重而兄弟轻。”于是法律出现变化,“……令反逆者,祖孙与兄弟缘坐,皆配没;恶言犯法者,兄弟配流而已。”也就是说,谋逆罪人仅父子受死,祖孙兄弟不再从坐被株,只被罚没为奴流放之。

今天,族诛这种株连制度已被抛入历史的垃圾桶,现代刑法理念倡导罪责己身,反对株连。但是制度上的废除并不意味着株连就一去不返,文革期间它就曾借尸还魂,至今让人心有余悸。对此,我们不可不警惕:明天,它还会回来吗?

实际上,“肺结核的治愈率很高”,卢水华表示,“现在治愈率总体达到85%以上,复发几率低于5%。”

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视就覆盖30个地方、单位,足足是十八届中央第一轮巡视覆盖的三倍。光就省份而言,一轮巡视覆盖半个中国也是罕见,这里多说一句,十八届中央第一轮巡视有贵州,这次也有。

残酷的刑罚、暴虐的统治使得秦朝自食恶果,二世即灭,第一个皇权仅仅15年就土崩瓦解,帝国落入亭长出身的刘邦手中。

天津铁路警方提示,在通过网络工具聊天交友时,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造成财物损失。同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警方将严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

(四川大学望江校区西门)

及至秦朝,族株制度已经系统化。根据罪行的严重性,大致可以分为“夷三族”和“族灭”。前者大都是谋反重罪。如曾经翻云覆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秦宰相李斯,最后就是被赵高诬为谋反,被秦二世夷其三族。这里的“三族”究竟是哪三族,历史上一直众说纷纭,有说是父母、兄弟、妻子;有说是父族、母族、妻族;也有说是父、子、孙;还有说是父亲的兄弟、自己的兄弟、儿子的兄弟。无论如何,这种刑罚都是处死犯罪人一定范围内的全部亲属。“族灭”对应的罪行则相对较轻。比如秦始皇在下令焚书坑儒时曾谓“以古非今者族”,此“族”正是指“族灭”,被杀之范围大致就是罪人的妻子和子女。

“夷三族”之刑到曹魏时期有一些变化,其突出表现就是已嫁妇女不再缘坐父母之刑。魏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毋丘俭起兵反对辅政大臣司马师(司马懿之子,其弟为司马昭。后其侄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追尊其为景帝),兵败被杀。当时法律规定,谋反要被“夷三族”,毋丘俭的儿媳荀氏也在株杀之内,但荀氏家族与司马家族有联姻关系。为了救出荀氏,司马师遂要求魏帝下诏,允许荀氏与夫离婚。但是荀氏之女毋丘芝虽然已嫁人,但作为毋丘俭的孙女仍然要被处死,只是因为毋丘芝已经怀孕,被关押在监,等待分娩之后被处死。其母荀氏多方营救,最后向担任司隶校尉的何曾求情。于是何曾授意下属主簿程咸上书朝廷,称:妇女在父母有罪和丈夫有罪时都要缘坐处死,这不太公平,所谓“男不得罪于它族,女独婴戮于二门”,“一人之身,内外受辟”。为此建议朝廷修改法律,未婚女子只缘坐父母之罪,出嫁后只缘坐夫家之罪,朝廷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修改法令,规定株连不及于出嫁之女。

椐《尚书》记载,夏启和商汤在出征之前,曾训令威胁部下,要求他们在战争中听从命令,否则就会“罪人以族”,将犯者连同其子一起处死,这可以看成是族株在文献上的最早记载。但是,正式实施族株之法的却是春秋时期。据《史记•秦本记》记载,秦国第四代国君秦文公在公元前746年(文公20年),“法初有三族之罪。”

中央统战部侨务事务局巡视员汤翠英在致辞时表示,希望有更多海外华商像黄志源先生一样,积极襄助华文教育事业,共同维护好、发展好华文教育这项海外华社的“留根工程”“希望工程”和“民心工程”。(完)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经商处公参王立平以“两个想不到”总结印尼工商界对是次“进博会”的反应。他说,印尼企业对“进博会”的热情、对中国市场的重视让人“想不到”。报名参展、参观的申请之多远超预期。在首届展会期间就有参展企业要求报名参加明年的展会;中国民众对印尼特产喜爱程度让人“想不到”。印尼即食燕窝、猫屎咖啡等产品在展会上受到了热烈追捧。

4月18日一大早,身穿墨绿色防静电工作服的电力工人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亭子庄村“煤改电”改造包括更换低压线、高压线、金具,新装10台400千伏安变压器等,换装后总容量达到5660千伏安,变电容量增加了近3倍,所有工程都将于5月中旬完工。

中国文化走出去正迎来了最好的契机。而对于成都,曾经作为南丝绸之路的起点,文化和商贸得到了最好的发展契机。今天,在国家一带一路走出去的倡议下,成都又一次迎来对外文化交流发展的新的历史契机。成都市政协委员、民盟天府新区支部主委彭小利带来的提案,正是聚焦文化“走出去”需要突破的瓶颈和路径。

以王敦谋反为例,当时司马氏皇权不稳,必须依仗门阀士族的支持,而王氏家族在当时实力最强,时人皆称“王与马共天下”。所以晋元帝司马睿对于王敦谋反只能忍气吞声,王敦初次引叛军入都城建康,司马睿甚至有退位让贤之意。待到司马睿驾崩,其子晋明帝即位,王敦再次起兵谋反,虽然王敦兵败病死,但王敦家族成员仍安然无恙。这是因为当时宰相王导(王敦族弟)仍然稳控朝中大权,皇帝也奈何不得,所以只能听之任之、网开一面了。事实上,王敦谋反,王导甚至参与其中。王敦初叛入京,杀朝臣周伯仁、戴渊都曾咨询于王导。王导后来曾说“吾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后来王敦再叛,王导也曾密告军情。

他强调,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一条维护两岸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造福两岸同胞的正确道路,也是通向和平统一的光明大道,我们应该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坚持共同政治基础,坚定不移为两岸同胞谋福祉,坚定不移携手实现民族复兴。

至于“夷七族”,则是法外用刑的一个典型,皇帝皇权不受约束,生杀予夺,可见一斑。其实,无论是“族灭”、“夷三族”甚至“夷七族”本身都是极具任意性的滥刑。它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和适用标准,“族”、“三族”、“七族”并没有明确定义,只要最高统治者认为罪大恶极,欲斩草除根,他就可以兴之所发,任意扩大范围。

湖南大学经济学教授李斌则认为,资本的青睐促进了社区团购的发展,但背后的风险却也不能忽视。一是目前大部分社区团购平台以大量补贴做大用户规模,但烧钱模式后却留下一地鸡毛不易处理。二是社区团购往往采取低价拼团模式,这就决定了商品的客单价不可能过高,当企业想追求更高利润时,商品质量如何能够得到保证?三是如何规范团长的行为,亦是社区团购面临的一个难题。(记者 李 禾)

刘邦死后不久,吕后曾一度废除“夷三族”之刑。汉文帝刘恒即位之初,也曾宣布废除此刑。但后来,由于新垣平欺骗文帝,文帝大为光火,于是恢复此刑。新垣平何许人也?他乃一术士,因为刘恒好鬼神之事,于是投其所好,自称善于“望气”。一次他对刘恒说,长安东北有神,结成五彩之气,好像人带的帽子。于是,刘恒就下令在渭阳修建五帝庙。建成后,刘恒到五帝庙祭祀五帝,对新垣平倍加宠幸,封为上大夫,赏赐黄金一千斤。后来有人检举新垣平所说都是在欺骗,被查证属实,文帝一怒之下,遂决定将新垣平“夷三族”。这样“夷三族”又得以恢复。后世有人因为新垣平一事,认为乃文帝盛德之玷。

在朱元璋时期,族株的最大对象就是有功之臣。株连最广的要数“胡(惟庸)狱”和“蓝(玉)狱”,几将开国功臣一网打尽。胡惟庸为明初丞相,深得朱元璋的宠信,因而持宠而骄,专权跋扈,朝中有人命生死及官员升降等大事,往往不奏径行。对于不利于自己的奏折,则匿而不奏。很多钻营之徒莫不争相投其门下,奉献金帛财物,不可胜数。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状诛杀胡惟庸,又杀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数人。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刑法,不仅有诛三族,甚至还发展到诛七族。刺杀秦始皇未遂的荆柯,其七族皆被诛杀,以至后世鲜有荆姓之人。何謂七族?一种解释是:“上至曾祖,下至曾孙。”另一种解释是:“父之姓,姑之子,姐妹之子,女之子,母之族,从子及妻父母,凡七族也。”无论哪种解释,犯罪者的亲属几乎诛杀殆尽,可谓骇人听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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